20世纪文学即将翻完最后一页。在世纪与世纪交接的黄昏，如果你凝神倾听，在中国文学这部壮丽恢宏的多声部合奏里，你会听到一种如朝露般新鲜而清越的声音，宛如长笛与小号。这种声音来自于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和他们年轻的笔——一群出生于70年代的作家锋芒初露，星火已渐燎原。
早在4年前，《青年文学》杂志从1994年4月号开始，开辟了“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专栏。这种理性的操作对鼓舞年轻作家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1996、1997年开始，一些思维活跃、锐意进取的文学刊物也旗帜鲜明地推出了面向70年代文学新人的栏目，如《小说界》最早推出的“70年代以后”、《芙蓉》的“70年代人”、《山花》的“70年代小说”等，还有《作家》的“在路上”、《人民文学》的“本期小说新人”、《长江文艺》的“90年代小说新人”等，都以较大篇幅发表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刚刚出版的第7期《作家》更是以“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展示了这些文学新人的别致风采。据《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透露，该刊9月份的“新作家专号”也将以70年代出生作家为主力阵容。这些栏目的开办，凸显了文坛对文学新人的热切期待，也客观地表明了一批年轻作家正阔步走上文坛。这批作家中，如丁天、卫慧、周洁茹、棉棉、杨蔚然、魏微、赵波、弥红、赵彦、朱文颖、戴来、金仁顺等人的作品，纷纷引起评论家们的注目。
用一个简单的名称来定义一个作家群体是困难的且往往失之偏颇。同样，用“70年代”来界定这一批作家除了在出生年代上具有共性之外很难说有多么科学。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作家如丁天、卫慧、周洁茹等对这种试图的命名表示了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拒绝外界影响的心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批作家中，最大的出生于1970年，最小的如周洁茹出生于1976年，年轻是他们共有的特点。除此之外，这批作家中女性居多，呈“阴盛阳衰”之势。
同上一代或上几代作家相比，拿《小说界》副主编郏宗培的话说，即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身上的文化包袱比前人要少得多。”文革的历史对于他们的记忆几近于空白，没有在他们的心灵留下阴影。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日渐开放的中国，一个社会转型的中国，他们目睹了大量新事物、新观念的涌入并在周围世界引起巨大变化。一个日渐商业化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混乱使人们陷入迷惘之中。表现在这批作家的创作上，正如批评家李洁非所言：“如果说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具有反叛性，好像浮萍飘忽不定，缺乏根性的话，那么，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创作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文化的影响，以城市为背景，注重个人化的情绪和体验，有一点躁动不安的东西。”《作家》主编宗仁发认为，60年代或更往前的作家在创作时考虑得更多的是作品的深度、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因此笔下是沉重的。而70年代作家则相反，不是沉重，而是失重，处于一种飘浮状态。正如卫慧所言：“没有必要对时代做出一种姿态来。”一个资讯时代对这批作家的影响使他们对新事物更为敏感，对主流的东西表现不多。《芙蓉》杂志副主编陈新文说：“这批作家面临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迷惘而冲动，有着60年代人所不具备的激情。在写作上更加注重个人化的体验和外部世界对内心的压力。”他们是没有重负的一代，摆脱了任何理念的束缚，以更健康、更自然的心态在作品中表述人的欲望和种种思想。如性爱，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性爱往往被赋予非常复杂而沉重的社会内容，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性爱并没有如此多元的意义指向，更接近于生命本能。
在艺术上，宗仁发认为，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中，感性成份更多，作品表面上有一种随意性，这不是对小说结构的无知，而是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倾向。李洁非则认为，他们的作品更加自我，不大看得出摹仿的痕迹。《人民文学》编辑李敬泽说：“这确实是独特的声音。诸如周洁茹这样年轻的小说家将一种新的气质注入我们的文学，在明与暗、纯真与世故、兴奋与厌倦之间，她们以艳装或假面翩然起舞，隐藏着、表达着心灵深处的感伤。”
人们对这批作家大加赞赏的同时也表达了些许遗憾。陈新文认为，他们的作品缺乏强大的冲击力，欠深刻，他说：“这可能是由于这一代人都不深刻吧。”李师东则认为，在当下资源共享的时代，个人化的东西保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创作中个人风格的问题尤为重要。他希望年轻作家更加锐利地参与社会，他们的创作应代表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前景。
